绿色威海之三：“天鹅爸爸”与“天鹅卫士”

　　能够与大天鹅交朋友，对于当地人来说，曾走过一段弯路。文革时期，直至八十年代初，由于生活困难等原因，当地乱捕滥杀大天鹅的现象还十分严重。在附近农村的集市上，卖天鹅的汉子会扭起天鹅的长脖子扯着嗓子喊：“快来买啊，这就是癞哈蟆也想吃的天鹅肉！”那时，大天鹅见着人就如同见到了阎王似的躲得远远的。

　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，人们越来越把天鹅当成自己的朋友。有一个人在这其中功不可没，他就是荣成28中学退休地理老师李明伟。

　　李老师从文革时期起就带着学生救治过无数受伤大天鹅。在有人乱捕滥杀天鹅的年代，他自己买了台照相机，有时间就在海边、港口转悠，看到有人捕天鹅就上前苦口婆心地劝阻，不听劝的，他就拿起相机拍照，人家问他干什么，他说拍天鹅，给学生当资料。捕天鹅的人自知理亏，不得不有所收敛。没有人捕天鹅了，他就带领学生观察天鹅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。他撰写的《天鹅越冬地的新发现》一文在全国多家报刊转载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注意，1990年原西德留学生马利德来荣成考察天鹅，专门拜访了李明伟老师，并称他为“东方的天鹅爸爸”。

　　据李老师介绍，每年大天鹅刚来时，离人的距离都要在1200米以上。而每年当它们就要离开时，和人的距离就只有五六十米了。而在德国汉堡和日本北海道天鹅和人的距离是零，人们可以随时给天鹅喂食。他希望，象接近大天鹅一样，人类接近自然、亲近自然的文明程度，能够尽快地从五六十米走向零。

　　这一愿望在他的学生袁学顺身上实现了。老袁是一位让人尊敬的农民，二十多年来，他义务救救助受伤天鹅300余只，被称为“天鹅卫士”。

　　老袁在忙农活之余，开了家电器修理部，还兼营摄影、摄像服务，如果守着这摊子活，日子过得应该是不错的，可每到秋天，当第一批天鹅降临时，他就魂不守舍了。每日早出晚归，沿湖区巡逻，发现伤病天鹅，他舍命也得救助。

　　2001年1月28日，有人急告袁学顺东南海面发现一只系着红飘带的天鹅。袁学顺从望远镜中看出红飘带是天鹅脖子上的血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他趟水走向“红飘带”。摄氏零下8度的气温，海水更是冰冷彻骨。“红飘带”被捕鱼用的绞丝网勒断了脖颈，鲜血直流。袁学顺慢慢走近天鹅，跟它“说”了半小时的话，最后把“红飘带”抱上了岸。老袁说上岸时自己的腿像棍子一样，一点感觉也没有了。

　　经过8天日夜监护，“红飘带”死在袁学顺怀抱，死前它的眼角滚下泪珠。老袁把它埋了，就在天鹅湖畔北侧，天鹅头朝着回家的方向。老袁在湖边泉眼里打了一盆清水，用一块洁白的手帕清洗天鹅的遗体，洗着洗着，老袁的泪水就流下来了。埋葬了“红飘带”，老袁在床上躺了两天。

　　由于他经常在严冬跳入齐腰深的冰水中救天鹅，老袁落下了严重的腰腿痛和胃痉挛。用妻子姚青的话说，在老袁心里“天鹅占第一位，女儿占第二位，老婆占第三位”。自家挣的钱大部分用在了救护天鹅上，现在已是借钱过日子。给天鹅调理伤病，买药、买医疗用品要花很多钱；天鹅的食量惊人，胃口挑剔，老袁想方设法买食料配餐，牛奶、大米、花生饼、萝卜、苹果，这些都需要钱，天鹅的生活标准比家里人都高。这些年为了天鹅，老袁花进去十几万元，家中20寸的彩电和VCD也便卖了。

　　老袁不是孤军奋战，加入保护天鹅行列的人越来越多。当地渔民、农民见到受伤的大天鹅，自己不能救助的就会主动打110报警，公安边防工作站的官兵，把救助天鹅当成份内工作，边防站年轻的警官张凯，到站上工作不久就热恋上了天鹅，恋得一天不见天鹅就睡不着觉，他参加救助的天鹅有20余只。不少官兵象老袁一样跳进刺骨的海水救助天鹅。当地医院救天鹅的故事也不胜枚举。当地学校的“天鹅活动小组”非常活跃，这些小组共同成立“天鹅保护协会”，并推举老袁当会长。当地政府也制订了《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》等政策措施，对一些饵料不太丰富的地区投放玉米等食物，帮助天鹅渡过难关。

　　老袁家院墙上的有块“爱心榜”，上面记着张三给2斤麸子，李四给5斤苹果，王五提供的止血钳、药棉……老袁设想成立“人与自然园”，园内是由医生、饲养人员、科技人员、环保专家和法律工作者组成保卫救护天鹅的组织。有这样的组织存在，天鹅就有好命。天鹅好了人自然就受益。

　　每年三四月份，老袁要把收养的天鹅放飞。放飞是一个隆重的仪式，参加放飞的不仅有当地农民、学生，还有一些远道而来的记者、摄影爱好者。天鹅似乎也明白人的心理，总要在天上盘桓三圈之后，才奋翅高翔。对那些翅膀和腿有残疾飞不起来的天鹅，老袁准备串联一次“万里送天鹅”行动，亲自把天鹅送到新疆巴音布鲁克天鹅湖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天鹅，爱护天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