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教的产生历史

    　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对我国的历史文化产生过长久的重大影响。道教是以“道”为最高信仰而得名，相信人们经过一定修炼可以得道成仙、长生不死。道教尊老子为教主，奉为神明，并以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(即《庄子》)为主要经典，对其中的文词作出宗教性的阐释。道家思想是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。此外，道教还吸收阴阳家、墨家、战国时期以来的神仙方术、秦汉时期的黄老木和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，其思想是相当驳杂的。     　道教成为一门独立的宗教，肇始于东汉。东汉顺帝时(126—144年)，有一个名叫宫祟的人献上他老师于吉所得“神仙书”——《太平经》。顺帝视为妖妄不经，仅收藏之。此书在民间流传，后为张陵与张角奉行，演变而成五斗米道与太平道。五斗米道是张陵于东汉顺帝时在巴蜀鹤鸣山创立的，并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书，凡入道者须缴纳五斗米，故称“五斗米道”。五斗米道主要是教人奉道，以符水咒语治病。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，故又称“天师道”。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(168—189年)所创，以《太平经》为经典。张角对《太平经》加以压缩删节，进行改造。太平道在当时宦官外戚专权，豪强并举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，教徒数十万，遍及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充、豫八州。太平道于中平元年(184年)发动了黄巾起义，一时“八州同时俱发”，“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”。太平道的基本思想是以《太平经》为中心，信仰咒术，主张内省治病。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在当时与下层民众相结合，并在农民起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     　魏晋时期，随着早期道教的衰落与分化，道教开始走上理论化、上层化的道路。东晋葛洪系统总结战国以来神仙方术的理论，在《抱朴子内篇》中为道教构造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，并建立了一套得道成仙的理论，丰富了道教的内容。     　南北朝时期，高山道士寇谦之(365—448年)在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支持下，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意旨，“清整道教”，制订乐章诵诫新法，“专以礼度为首，而加之以服食闭练”，“佐国扶命”，代张陵为天师，是为北天师道。在南朝刘宋，则有庐山道士陆修静(406—477年)“祖述三张(指张陵、张衡、张鲁)，弘衍二葛(指葛玄、葛洪)”，将道教各个支脉汇归一流；又依据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，广制斋戒仪范，改造传统道教，称为南天师道。其后南朝萧梁的陶弘景(456—536年)更进一步吸收儒、佛思想，充实道教内容，构造道教神仙谱系，叙述道教，传授历史，主张三教合流，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甚大。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改造，遂使上层化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得以健全和充实，成为与儒、佛鼎足而立的独特文化体系。     　唐宋之后，各个道派逐渐合流，形成“正一道”和“全真道”。“正一道”崇拜鬼神，注重符箓，以画符念咒、驱鬼降妖、祈福攘灾为主要活动。“全真道”则恰恰与之相反，从其信仰特征和思想旨趣来说，它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，强调“识心见性”的内修真功；明确反对符箓和咒术，使道教沿着义理化的方向行进。     　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：“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。”“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，是无情世界的感情。”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。”这一观点适用于包括佛道二教在内的所有的宗教。就道教而言，它恰恰是适应受苦受难的社会下层的急需而产生。原始道教的第一批信徒正是在政治腐败、剥削压迫沉重、社会全面动乱的时候，倍受重压的苦难的生灵，他们聚集在太平道的旗帜之下呼啸而起，并以英勇的斗争抒发了积蓄已久的愤慨。原始宗教是有其革命意义的。但是“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”，原始宗教逐渐被改造，纳入统治阶级需要的轨道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道教的本质与其他宗教在共性方面是一致的。     　但做为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仍然有它自身的特色。     　道教追求双重的理想境界：其一，是在世界上建立没有灾荒、没有战争、没有疾病，“人人无贵贱，皆天之所生”，“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则损之，不足者补之”的平等社会。这一点在原始道教中尤为明显。其二，是追求超越生死、超凡脱俗、不为物累纳“仙境”世界。并认为最为美好的福地洞天，不是存在于彼岸世界，相反就在自然界的山水胜境之中。人们经过修炼，“与自然相游乐”，既可领略人间乐事，也可以逍遥于仙山琼阁。这种理想总的来看是在天上与人间之际，超凡与平凡之间寻求平衡。这一点与一般的宗教是有所不同的。     　道教乐生、贵生、贵术。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几乎全都关心“来世”即“人死之后”的问题，而道教却独树一帜，热衷于“人如何不死”的问题。道教不像佛教那样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难，相反认为，生活是乐事，死亡才痛苦，因此热爱生命，珍摄生命，希冀能够“长生久视”。为此倡导安神固形，性命双修，既追求精神的超越，又讲究肉体的健康。在这种观念指导下，道教讲究修炼各种养生之功，如外丹、内丹、服气、胎息、吐纳、服饵、辟谷、导引，等等。